杨守仁（1912年3月5日-2005年2月28日），江苏省丹阳市人，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曾任山东大学农学院教授。中国水稻高产栽培理论体系的始创者，籼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育种、水稻超高产育种新途径的开拓创造者。

杨守仁于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51年在山东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53年春奉命支援边疆，调任沈阳农业大学，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可招收作物栽培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发明了“田间试验区估算的新方法”。与李竞雄、周可涌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作物栽培学》，参编了《中国水稻栽培学》和《东北水稻栽培》等著作，出版了《水稻专题讨论文集》和《水稻高产栽培及高产育种论丛》两本个人专著，发表了有关水稻栽培理论、水稻育种、育种新途径等方面的论文200余篇；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委一部“六五”重点科技攻关奖等几十项奖励，并于1998年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2月28日，杨守仁逝世。

人物生平

杨守仁，男，汉族，江苏省丹阳人，1912年3月生。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8年赴美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山东大学农学院教授。1953年后从事水稻理论、水稻育种的研究工作，奉调到沈阳农业大学，为沈阳农业大学一级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被称为“中国农业科技界的‘北丐’”；他三年时间连拿威斯康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研究的超级稻亩产800公斤以上；他90高龄的时候，一谈起水稻，仍然精神振奋，没完没了。

2005年2月28日6时20分，杨守仁教授逝世，享年94岁。农大校园里一片悲痛之声。

杨守仁教授是我国迄今惟一而且是比较全面科学地阐明我国悠久的传统经验而又有所创新的著名水稻科学家。他曾用第一代IBM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还发明了“田间试验区估算的新方法”，人称“杨氏公式”，至今美国仍在应用。他是东北三省水稻生产的积极宣传倡导者，是我国水稻高产栽培理论体系的始创者。经过多年的长期努力，水稻高产栽培理论研究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且已形成体系。他是釉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育种、水稻超高产育种新途径的开拓创造者。由他主持的超级稻研究在国内外已引起高度重视，超级稻科研项目列人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杨守仁教授执教40余载，他从198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是我国第一批招收“作物栽培学及耕作学”的博士生导师，发表有关水稻栽培理论、水稻育种、育种新途径的开拓等方面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达200余篇，在总结弘扬我国传统种稻经验和开拓水稻新的育种领域籼粳稻杂交育种、理想株型育种中做出了创造性的突出贡献，填补了这项空白，因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委一部“六五”重点科技攻关奖等几十项奖励。1998年，杨守仁教授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此奖项的农业科学家全国仅2人，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评价杨守仁教授“对籼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育种及水稻超高产育种有重要贡献，在超级稻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50年代起，他先后主编了第一部全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作物栽培学》和《东北水稻栽培》专著，编写了《中国水稻栽培学》，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及《中国农百科》有关水稻的内容，并担任世界名著《稻的生物学》的总校译，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水稻高产栽培与高产育种论丛》和《水稻专题讨论文集》。在他80岁高龄时，仍然孜孜不倦，辛勤耕耘，自辑出版了《水稻文选》，并列入辽宁省文化名人丛书之列。

早年经历

1912年 3月5日　生于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六家村。

1926年 6月　毕业于丹阳县立第一小学。

1929年 6月　毕业于江苏省南京中学初中部。

1932年 7月　留江苏省立南京中学任实验小学教师。

1933年 9月—1937年6月　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37年 7月—1945年8月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术助理员、技佐、技士。在此期间曾兼任湖南省农业改进所衡阳稻场主任等职。

1945年 9月—1947年9月　任台湾省农业改进所技正兼嘉义支所所长。

1948年 1月—1951年1月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49年初获硕士学位。1951年初获博士学位。

1949年 —1950年　兼任该校助教。

1951年 3月—1953年5月　任山东大学农学院教授及山东农学院教授。

1953年 6月—　任沈阳农业大学教授。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工作经历

杨守仁，水稻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承先启后，对中国传统种稻经验进行了论证和实验。童年时代曾上过私塾，从《三字经》读到《书经》 。也断断续续地放过牛，粗知农活的艰辛。11岁以后，到舅家所在的皇塘镇读初级小学，后又就读于丹阳县立第一小学。毕业时蒙恩师周晓春先生的资助，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刚读完一学期便因“北伐”战争辍学而在家放牛。后来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毕业，即免试升入毋需缴膳宿费用的高中师范科。在此期间，他曾在南京市民众夜校兼课，教过不少失学的小商贩和尼姑。这使他对旧社会的阴暗面有了较多的了解。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留在校内附属小学任教。一年之后，积累了足够上国立大学一年有余的费用，便决心升学。终于1933年9月迈进了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大门。

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极其艰苦努力的，寒暑假也留在学校，刻苦自学。三年级时，他曾荣获品学兼优的甲种奖学金。毕业时名列前茅，并获学士学位。随即被当时位于南京孝陵卫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派来的周拾禄先生选中，前往该所稻作系在赵连芳主任领导下任助理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烽火蔓延至淞沪一带，此时他正出差湖南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工作。不久，中农所西迁长沙，后又转迁四川。他因兼任湖南省衡阳稻场主任而留在湖南。当时他主持“南特号”水稻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兼办农贷。后来日本侵略者迫近长沙，他为了不使大量稻种资敌，决定提前发给农民，并于事毕之后，赶赴西迁沅陵的省农业改进所交代。不料所方竟以所属推广人员已全部遣散，拒绝报销已发工资，不得以他只好借款赔清了结。沅陵交账之后，他星夜赶回衡阳，料理稻场疏散事宜。尔后取道广西、贵州进入四川，抵达成都，即在中农所四川工作站工作。此行千里跋涉，在兵荒马乱中，备尝了当时人民颠沛流离之苦。

八年抗战时期，四川等地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主战场。那时杨守仁正值英年，又无家属拖累，因而经常出差在外，从事调查研究和技术推广。他主持过西南五省水稻良种的区域试验，也参与了川南地区创建双季稻制度。因此他曾到川南、川东乃至川中各地多次进行考察，并写成《旱年种稻法纲要》等文章，为嗣后这一地区的开发做了不少的基础性工作。

1944年，杨守仁离开中农所，参加了设在中央训练团的台湾班。1945年抗日战争刚结束，他便由重庆乘轮东下，转赴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先是陪同卢守耕先生接管台湾省糖业试验所，后又去嘉义支所，并被任命为该支所所长。第二年即1946年他在该支所发现高抗稻瘟病的粳稻品种“光复1号”。这在粳稻品种中还是第一例。1947年他考取公费留美，于该年年底到达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一年后因成绩全“A”而免试获硕士学位，又因提出“田间试验缺区估计新方法”较当时生物统计界权威耶茨的方法显为简便而被托里教授留为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在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读完了以农艺为主系、植物生理和植物病理为辅系的为研究生开的高级课程，并完成了题为《某些气象因素对大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的博士论文。当1951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时，托里教授曾留他继续在美工作，但他认为“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终于1951年春取道香港归国。先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至济南的山东农学院，1953年春奉命支援边疆，被调到今天的沈阳农业大学。现任一级教授，并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可招收作物栽培专业博士生的导师。

研究方向

杨守仁大学毕业后在中农所工作了8年。这使他有机会亲聆中国水稻界前辈赵连芳、卢守耕、周拾禄、朱凤美等先生的教诲，并得到同辈胡仲紫、柯象寅、吴鸿元等先生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陈永康、崔竹松、姜德玉等劳模和众多水稻工作者的接触也较频繁，因而较早地熟悉了各地水稻栽培的实情和问题；他在大学和留学期间，对农艺、植物生理、植物病理、生物统计和农业气象等学科多有钻研；加上编著、审稿和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因而逐步地使他成为一位基础坚实、学识广博、经验丰富而又能融栽培和育种于一身的水稻科学家。这对他得以承先启后，在弘扬中国传统种稻经验方面做出一番贡献，是大有关系的。

他主编或撰译过许多作物栽培或与水稻有关的科技书。1957年他与李竞雄、周可涌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作物栽培学》 ，后来又参加了《中国水稻栽培学》和《东北水稻栽培》等著作的编写。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稻条目主编之一、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副主编。他还于1984年访问日本后，组织有关人员译校了水稻名著《稻的生物学》 。特别是他自己先后完成的《水稻专题讨论文集》和《水稻高产栽培及高产育种论丛》两本讨论性专著，其内容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并体现了他的博而能约和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撰写风格。

杨守仁不仅是水稻栽培学家，也是一位农业推广的专家。早年他曾在湖南衡阳主持过“南特号”的大面积推广，后来在川南又参加发展双季稻的开创工作。留美回国以后，边教边学，一直坚持常到生产第一线，并兼任农场顾问。他还编写了好几种科普读物。他对生产的关心，人所共知，因而来往信、电也较多。1954年江淮地区闹大水，延至8月水退。他身在沈阳，心系黄淮人民。曾连夜拟成长电，通过农业部发往沿江各地，指出时届八月已不宜再补种晚稻，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损耗。

主要成就

科研成果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伊始，在丁颖教授的支持下，杨守仁便得到该院的资助，在沈阳继续开展此项研究。1959年他发表了《籼粳稻杂交问题之研究》（农业学报），1962年又在《作物学报》上刊登了《籼粳稻杂交育种研究》的续编。文中提出籼粳稻杂交育种的难点在于后代结实率低和性状不稳定，但可通过生物学的方法加以克服，尤以多次杂交最为有效可靠。并认为复交胜于回交，因为前者可以有针对性的继续改进和扩大遗传基础。籼粳水陆稻杂交与籼粳稻杂交的情况则相似，都有可能育成适合中国北方需要的水旱两用品种。他相信，将来许多地方的栽培稻将是籼中有粳，粳中有籼。

他认为水稻的育种基础研究，不仅要重视从植物遗传学出发来研究问题，而且要重视植物生理学这个基础学科。40年来，他领导下的研究室钻研过的问题有籼粳稻的优缺点、育成水旱两用稻种的可能性、根粗与抗旱性的关系、抗病高产系统的选育、矮秆稻种的优缺点、矮秆与耐肥抗倒的关系、叶片的直立性、理想株形育种的三项要求、大穗的物质基础及大穗之有利与不利、优势性状的有利与不利、优势性状能否在常规育种中应用，优化性状的组配、如何才能协调穗多与穗大的矛盾以及理想株形与优势利用相结合的超高产新动向等等。由此不难想象，在他主持下的水稻育种研究是形态生理学的育种研究或栽培学的育种学研究。

1967年，杨守仁发现了矮秆植株也可以生成大穗，并由此预料将来水稻的单产还有可能大大提高。这启发他向提高光能利用的理想株形育种的方向努力。此后的研究重点，又从灿粳稻杂交育种的基础研究转向水稻理想株形育种的基础研究。1980年终于看到“沈农103”亩产吨粮的可能性，虽因抗病性太差，生产上不能应用，但使他坚定了由理想株形入手使水稻单产有所突破的信念。嗣后，根据多方的探索，他和同事们在1984年正式发表了《水稻理想株形育种的理论和方法初论》，又在1987年发表了《再论水稻理想株形育种的理论和方法》。其间，曾于1985年8月在沈阳主持召开了有史以来首次水稻理想株形座谈会。他明确指出水稻理想株形育种是矮化育种的进一步发展，是形态与功能兼顾的高光效育种，并对水稻理想株形提出耐肥抗倒生长量大和谷草比大等三项要求，为后代的选择提出了简单实用的标准。

1987年9月，杨守仁等在中国杭州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会议上散发了用中、英、日三种文字撰写的《1951—1986三十六年来籼粳稻杂交育种的研究及发展》一文，扼要而系统地论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籼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形育种和水稻超高产育种三个基础研究领域内所取得的开拓性成果，赢得了与会的200多位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和赞扬。

社会任职

杨守仁从1951年春归国，执教四十个春秋。作为新中国的农业教育家，他衷心拥护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常讲教书不能误人子弟，要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弘扬正气，言传身教。他认为“教不严，师之惰”是中国传统教育经验，并常以“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等古训来鼓励人们。在宁夏，至今仍流传着1963年他在那里所说的“搞育种先要搞栽培，搞栽培先要走江湖”的名论。四十年来，他的直接和间接学生已遍布华夏各地，不少已担当起一方面的重任。

作为新中国的作物科学家，他发扬了浙江大学校训“求是精神”做到了敢于坚持直理，说老实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认为苏联的“5”分制未必就比百分制好；在“大跃进”中，他坚持反对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认为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所造成的。1978年2月在武昌参加植物远缘杂交会议后，他根据“玉米稻”不强调杀雄、玉米花粉管在水稻柱头上长不下去、后代无远缘杂交常遇到的困难以及它本身毫无玉米性状等理由，写出了《我所知道的“玉米稻”》一文，后来在1985年的《作物杂志》上发表，明确指出当时所谓“玉米稻”是靠不住的。1984年在连年丰收声中，他预感到轻视农业必将遭到又一次惩罚，为此连续写了三篇《粮食危言》，力陈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爱国爱民之心，经常跃立于纸上。

作为新中国的一位水稻科学家，他的影响面是很大的。除撰写书籍、论文之外，他曾兼任过二十个以上的学术团体的职务，并是多届沈阳市和辽宁省的人大代表，五届和六届省人大常委。自70年代以来，他应邀讲学的地方多达10来处，遍及祖国各大城市。他曾连任多年的沈阳市水稻科技人员培训班的主任和盘锦农垦局的顾问。

轶事典故

杨守仁和钱学森原本并不认识,他们结缘始于1992年1月4日的一份《光明日报》，当日，光明日报刊发了钱学森的一篇题为《迎接21世纪大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发言。杨守仁老先生看后感慨颇多,马上给钱老写信探讨相关问题,钱老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回了第一封信,这一来一往便开启了一位农学家和一位航天专家间的学术交流和共鸣。此后7年间,两位不同领域内的专家书信不断。据钱学森办公室秘书记载,钱老前后共亲笔写了11封信给杨守仁老先生。他们虽从未谋面却因对农业的关注和热爱而相见恨晚。

《钱学森通信选》收录了钱老与杨守仁的3封通信。1993年12月9日的来信中这样写道:“不久前我还有机会在《植物生理学通讯》1993年5期上读到您的《植物生理学在水稻生产上的应用》。您的文章使我认识到,农业生产要做到高产、优质、高效,就必须从老一套思维中解脱出来,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到农业生产是多因素组合的系统工程;而不是研究工作中的单因素实验。您的成功即在于此,是‘三好’,不是‘一好’!”1995年1月11日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水稻超高产是我国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过去同志们也有不少争议,这说明问题的复杂性。是否应该说水稻超高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育种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田地土质、灌溉、日光、气温、种植密度、用肥、防虫害等许多问题,所以是一项工程,犹如航天工程的飞机设计、制造与应用。我说的中间层次学问,可称为‘生物技术学’,则是这项工程,水稻高产工程的指导性理论,一门方法学。您文章中提出的几点很有启发性,很值得有志于‘生物技术学’创建人的思考。”从这些通信中,不仅看到了两位老人在学术上的交流和认知,同时也能够了解到钱老不但对航天事业有着深厚的造诣,对农学界也了解颇深,不愧为中国近代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卓越的科学家。

两位老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前沿科技也都有着远见卓识,对国家的热爱更是让人感动。钱学森先生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杨先生则在91岁突发心梗抢救时用颤抖的手给子女写下“为国争气”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