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户稻造（1862年9月-1933年10月），农学家，教育家，作家，政治家，曾任第一高等学校（现东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东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

新渡户稻造有“日本自由主义之父”的美誉，有名著《武士道》《新渡户稻造论集》。

童年

生于岩手县盛冈市的新渡户，9岁便来到东京，13岁就进了东京英语学校。其后听说北海道成立了农学校，便和后来出名的基督教大人物内村鉴三一起作为2期生进入该校。当时，正是农学校创立者克拉克博士向学生们提出了“Boys,be ambitious!”（青年们,你们要立大志啊！）后离开学校不久，克拉克的号召不仅感化了1期生，对2期生的新渡户、内村们也影响颇大。故而，升入2年级后，新渡户就成了基督徒。然而，不久他就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据说一天夜里他在祈祷时，体验到被“天光”普照的感受，灵魂深处充满了愉悦，于是，回心转意加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从农学校毕业报考东京帝大面试时对主考官说：“老师，我是要当太平洋之桥的。”“我要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他将此视为自己的天职，为此奉献了一生。

立志

在全盘西化、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本语的当时，新渡户作为留美、留德的留学生则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人，首先要把握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学好日本语。否则，你外语说得再流利，如失去了自身主体性，也不能在国际社会发挥好的作用。因此，尽管他富于外向性，但并没失去对日本传统历史文化的热爱，并通过和异文化的碰撞，试图以冷眼重新审视日本，来发现日本的闪光之处。

成长

1919年，新渡户被推荐为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在7年任期里被称为“国际联盟的明星”。即使在日本退出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新渡户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因为新渡户活跃的时代正是日本积极扩军备战的时代，当时的军部并不喜欢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人物。新渡户的晚年，世界的方向和他所希望的和平背道而驰，随着帝国主义的强大，列强相互虎视、弱肉强食；日本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迅跑，时代早已和交流和平思想文化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了。而被称为“和平大洋”的太平洋也战云密布。新渡户曾为消除日美间的芥蒂而奔走呼号。可惜却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美国人、日本人对他都不理解。

无奈

1932年10月2日，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不承认“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也不承认满洲国是满洲住民的自发行动；但又确认支持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权益，认为中国人争取国权复归和抵制日货不合法，建议“将满洲置于国际管理之下”。这个各打50大板的报告，日本也不接受。翌年2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表决要日本撤回到满铁属地的劝告案时，42票对1票通过，日本代表松冈退出会场。常任理事国日本遂于3月通告退出国联，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当时，为日本前途忧虑的新渡户在报纸上发表“灭亡我国的将是共产党和军阀”。将军阀和共产党等同视之。然而，就是这句话，竟然引起了军部和右翼的激烈反驳，使他几次遭到生命危险。昔日对新渡户的礼赞之词都变为谴责，众多的朋友弟子离他而去。新渡户也曾几次被天皇召入皇宫，询问美国形势；新渡户也为避免日美开战，出使过美国。但美国朋友把他当成军部的说客，对其极为冷淡。1933年，新渡户在去加拿大开太平洋会议归途中病倒，于温哥华附近的维多利亚医院，在其妻子玛丽的守护下病逝，终年71岁。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拉开了日美开战的序幕——他的“太平洋之桥”的理想，在8年之后被彻底粉碎。

其他经历

新渡户还是一位教育家，他曾经担任过东京大学预备校“一高”的校长、东京女大的首任校长、东京女子经济专科学校（即如今文化女子大学的母体“文化学园”）校长，为明治至大正时期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著作

热爱和平、热衷教育的新渡户的思想，也难免受局限。他的思想内里，仍然不能摆脱军国思想。在提到新渡户这位人物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的一个事情就是，新渡户用英语写的出名著作——《武士道》。该书是他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所知甚少，为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作者本人在幼年时亲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进行比较，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其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6年间就再版了10次，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有显著地位。

《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

又译《武士道》。新渡户所作的“出色”辩护。他向世界解释：“武士道类似西方的骑士道，是高尚的道德，切腹与复仇并非野蛮，武士参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因此，灭亡朝鲜打败中、俄便成了尚武的日本祖先精神在儿孙辈身上的开花结果。该书是日本人自己对武士道精神的全面诠释，真实地反映了武士道的本质和内涵，他说：武士道完成了日本道德精神之建立，形成了日本的整体精神。该书实际上是一篇为日本民族之魂-武士道、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出色辩护词。

作者在书中写道："武士道正如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固有的东西。"尽管他在书中对武士道精神极尽美化之能事，为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思潮辩护，但从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虚伪、偏执、残忍的实质。他不得不承认“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社会状况已变化到反对甚至敌视武士道的今天，我们应为武士道准备好荣耀的葬礼--男子汉与英雄的旧时代结束了，诡辩家和政客的新时代开始了”。《武士道》出版时，日本正处于上升期，新渡户做梦也想不到武士道会衍生出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要听命军队的怪胎。武士道吸收了某些儒教精神，但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恰恰是这种"日本固有的精神"，在二战中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堕落为军国主义的杀人工具。以至于受害人民听见这个名词，简直就像吞了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和心有余悸。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新渡户受到欧美的先进思想的影响为和平奔走呼号过，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过功劳，但在引导日本人走正路问题上，起的是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