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葆琳，字次璋，1890年生于山东夏津县城南栾庄村一个书香门第。后考入山东高等农业学堂。1912年毕业后，官派至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学习农科。1916年归国后，任教于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原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蚕科，并兼任山东省模范蚕业讲习所所长。自1917年8月至1926年7月，郭葆琳任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近10年之久·。
历史评价
农业为人们衣食之源，我国历代无不首重农业。民国时，在社会百业中亦尤重农业，在清末民初中国派往国外的官费留学生中也是以农学较多，仅夏津县就有两人，并且全是赴日本留学农科。其中之一就是农学家、原省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前身）校长――郭葆琳。郭葆琳，字次璋，1890年生于山东夏津县城南栾庄村一个书香门第。郭葆琳自幼聪颖好学，在塾学中，即颇得先生赞誉，加之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格教育，使其在各个求学阶段都是出人头地，名列前茅。后考入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清宣统元年（1912）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国家选拔，并以官费送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科深造。他在日本求学愈益努力，孜孜不倦，在校成绩连擢为优等。历五年毕业，于1916年回国后，复回母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原为山东高等农业学堂，1913年改为该名）蚕科任教，并兼任山东省模范蚕业讲习所所长。执教期间，他以丰厚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欢迎。郭葆琳教学中尤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深知实践的重要，所以他不辞劳苦地和学生一起去桑园劳动，一起到养蚕户家中搞调查，将实践经验再来验证所学的理论，在植桑和蚕的养殖上都是以艰苦的实践活动来辅助教学，因此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本人在边教学边实践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养蚕知识，他还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中国养蚕学》。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而升任山东公立专门农业学校校长。此后，他虽秉一校之政，但从不放弃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研究，他仍孜孜不辍，深入钻研。在此期间，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山东农业概况》，书中对山东全省各地气候、土壤土质、物产等都做了较详尽地记述与研究，是一部较早的对山东农业开发的专著。嗣后，其又任山东西北移垦事务所所长。在任期间，他多次率领由农专师生和山东省农业专家组成的“垦殖调查团”赴鲁西北、河北张家口等地做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许多宝贵数据和珍贵资料。此间，他还组成“垦务调查组”，赴东三省和察绥等地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专著。郭葆琳除上述职务外，还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署理安邱县知事，后又任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兼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主任。他虽任行政职务，但他仍辛勤笔耕，撰写农学论文和著作。
郭葆琳自1917年8月至1926年7月任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近10年之久，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更名为省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后，郭葆琳又任院长2年，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农科事业中。可以说郭葆琳先生的一生是勤于农科教育的一生，是勤于农科研究的一生，他一生著述丰厚，成就斐然，以其卓荦的天资和勤奋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郭葆琳自1917年8月至1926年7月任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近10年之久，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更名为省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后，郭葆琳又任院长2年，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农科事业中。可以说郭葆琳先生的一生是勤于农科教育的一生，是勤于农科研究的一生，他一生著述丰厚，成就斐然，以其卓荦的天资和勤奋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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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16岁少年为“汉奸”先祖平反称是近代科学功臣(济南时报2011/11/26 09)
借助网络，16岁的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郭葆琳平反，并挖掘出郭葆琳是位近代科学功臣。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之后，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研究起点
姥姥为啥不“拼爹”
雷宗兴的姥姥郭庆萍，上世纪出生于青岛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国初期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 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 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 “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初探家史
姥姥父亲与江青曾是好友
2011年暑假，雷宗兴决定研究郭葆琳 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家族纠结
历史，说还是不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 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还原祖上
曾经的农业科学先行者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外孙，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谢谢孩子
挽救历史真相
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 作品中，“9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扎根。
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11月14日晚，郭庆萍拉着雷宗兴的手说：“越是了解祖先的伟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惭愧，总不能让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这是我见过她最自信、最有勇气的时刻。”雷宗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