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1907年1月6日—1987年7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东唐市镇，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

193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193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麦作系主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人物生平

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东唐市镇。父亲因病早逝后，他跟随以摆小摊糊口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很拮据。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自强自立的性格。他九岁进入东唐市初级小学，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故十分勤奋读书。

1924年，毕业于苏州晏成高级中学。

1925年，又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免试录取。从那时起，他跨入了农业这个广阔天地，在科技道路上奋斗了一生。

1926年6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助理，协助沈宗瀚教授进行小麦、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从此他对创造优良新品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做一名作物遗传育种专家”。为了实现理想，他自学了遗传学理论、育种学原理及方法等基础课程。他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感动了老师。经推荐，他以工读方式插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二年级学习。

1931年，他再以成绩第一名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学校授予他金钥匙奖，并被选为“斐他斐”荣誉学会会员。

1933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作物育种及细胞遗传学。那时，细胞遗传是遗传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比较活跃，戴松恩系我国致力于作物遗传育种基础理论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

1936年冬，他获得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赛”（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同时获该学会“金钥匙奖”。他的主任导师再三挽留他，并要接他的家眷到美国，但他坚决拒绝了。他内心深处激荡着祖国母亲的召唤，毅然于次年2月踏上归程。

1937年2月—1941年9月，受聘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担任技正，负责小麦抗病育种和细胞遗传学研究；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的研究工作中断，被派往江苏北部担任“督导”，推动小麦增产工作。南京沦陷后，他辗转芜湖、柳州等地；1938年2月，来到贵阳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根据当时的分工情况，他开展了玉米、烟草和油菜的育种研究；1940年冬，他随工作站迁移到四川荣昌中央农业实验所。

1941年10月—1942年12月，任四川金堂铭贤农工学院教授兼系主任；1942年，应邀到湖北恩施农业改进所担任所长，在当时抗日战争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前沿山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1942年4月—1944年3月，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

1944年4月—1947年2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麦作系主任。

1947年3月，戴松恩从南京到北平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到职后，面对抗战后试验场的复杂局面，他带领全场人员克服派系隔阂，顺利地恢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转。

1948年底，他没有执行国民党政府“迅速将试验场全部人员、设备及财产运往南京，决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命令，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决心留在北平，保护好试验场的人员、财产、仪器设备和档案资料，以便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迅速恢复农业科研工作。

1949年2月—1957年2月，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科研管理领导工作并兼做一些作物遗传研究；1951年—1963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地学部委员；1956年，他参加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会议，并主持农业科技规划说明书的全部定稿工作。他在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发展中国农业和畜牧业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并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1月，戴松恩随同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访问。访苏期间，他就实施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与中苏合作项目等有关农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与苏联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

1958年初，回国以后，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该文就“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迄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19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在领导工作中，他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才能贡献于院、所两级的建设和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

他曾当选为1951—1963年几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1961—1979年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常委和中央委员。

1963年，他被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978年当选为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

1979年，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0年8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1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农艺分支主编。同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参与选育“金大2905”、“金大26”等中国第一批小麦优良品种研究明确中俄美6个小麦品种杂交后代10多个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连锁遗传关系首次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对赤霉病抗性有明显差异，肯定了选育抗赤霉病小麦品种的可能性提出直接利用美国玉米双杂交种并不能增产，必须利用它的自交系和中国材料合理组配才能得到适于中国的高产杂交玉米选育出适合贵阳地区种植的烟草优良品种探明中国油菜育种的途径和方法。1978年以后主持开展了中国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工作。

献身遗传育种

早年参与育成和推广了“金大2905”、“金大26”等小麦品种。

1940年第一次在贵阳地区种植了经他引种筛选出来的烟草新品种，并示范推广了育苗、移栽、管理、采收以至烤烟技术。

1941年，他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农报》1941年），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有对小麦赤霉病表现抵抗的材料，并以云南“牟定火麦”为例，论证了选育抗病品种的可能性。

戴松恩为了验证李森科“种内无竞争”的学说，和育种中搞“品种内杂交”以改良种性措施的真伪进行了四年的系统研究，结果得不出上述结论；虽然提出了对“米丘林遗传学”中“嫁接杂种”，“获得性遗传”的不同看法，限于当时“一面倒”的形势，未公开发表。

从1978年起戴松恩主持了“小麦非整倍体研究”。

1980年，他主持召开了“全国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讨论会”，并发表了《为什么研究小麦非整倍体》及《小麦非整倍体》（经典著作的译文）等文章，积极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发展。他提出了在小麦品种间杂交中，利用ph基因创造出更多优良变异的设想。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助手和研究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进行了各种变异类型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为开创小麦育种的新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从事科研管理

戴松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从1944年夏回中央农业实验所，到1947年春调任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前的一段时期，他一度以麦作杂粮系技正的名义兼所秘书工作，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研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辛勤操劳，为那时的所领导分担了不少忧虑和烦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担任副职，分工管理科研工作，同时在系内从事遗传研究。他学习新的管理知识，并对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开展特别关注。他在《试论中国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 ，1961年第8期）中肯定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引种和系统育种的重要性。也指出要加快解决品种单一化、品种丧失抗病能力、良种繁殖推广慢等问题，以提高产量。他曾在各种场合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作物育种体系，并强调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地区协作。在《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 《红旗》杂志，1963年第2期）一文中，他就充分利用和推广现有良种，防止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不断选育优良新品种，加强育种基础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刊登在1978年第14期中国科协研究室编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提供中央领导参阅。这个建议是针对当时中国品种和良种繁育工作存在着多、杂、乱的问题，以及国外重视建立种子生产体系和制定《种子法》的经验提出的。他建议迅速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种子法》 ，恢复和健全全国良种审定、繁育、推广等管理制度，组织品种审定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科学化的良种仓库和良种调运检疫制度。此外，戴松恩还通过政协等渠道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及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意义的建议，如制止围湖造田；保护森林、草原、湖泊、珍惜耕地，以确保粮食生产；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使农业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建议黑龙江省商品粮基地着重提高单产，而不是以开荒来扩大商品粮基地等提案。这些都是提得很中肯和很有影响的。

科研成果

《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报告（中文摘要发表于《农报》1937年7月  ）

主要论著

1　戴松恩．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英文）．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

2　戴松恩．美国杂交玉米在我国的利用问题．农报，1939.

3　戴松恩，姜秉权，王焕如．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农报，1940,6(28—30):616—625.

4　戴松恩．抗建期中玉米杂交种之推广问题．农报，1941,6(10—12):221—228.

5　戴松恩．川东及川西菜子栽培调查．农报，1941,6(16—18):383—386.

6　戴松恩，姜秉权．菜子育种方法之我见．农报，1941,6(31—33):667—679.

7　S.E.Dai. Effects of selfing in Chinese Mustards.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1948—49,17(3):151—168.

8　戴松恩．我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运动的认识．农业科学通讯，1951(11):2.

9　祖德明，戴松恩．二年来华北农业科学的进展．农业科学通讯，1951(10):4—6.

10　戴松恩．新中国五年来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农业科学通讯，1954(9):454—457.

11　戴松恩．关于发展我国农业和畜牧业的问题．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 

12　戴松恩．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农业学报，1958,9(3):201—213.

13　戴松恩．关于新疆农业增产措施的几点意见．新疆农业科学通讯，1958(2):34—36.

14　戴松恩．试论我国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1(8):1—8.

15　戴松恩．我对以农业为基础的一点体会．中央盟讯，1962年11月30日．

16　戴松恩．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红旗，1963(2):25—34.

17　Dai Song-en.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China Reconstructs,1964,13(4):14—17.

18　戴松恩．试论作物栽培的科学实践问题。人民日报，1964(3). 

19　戴松恩．种子的科学．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64.

20　Dai Song-en. Mass Effects to Extend Improved Seed. China Reconstructs,1966,15(4):18—21.

21　戴松恩．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建议，1978(14).

22　戴松恩．为什么研究小麦非整倍体．农业科技通讯，1980(1):5—7.

23　戴松恩．普通小麦的非整倍体（译文）．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1980.

24　戴松恩．围湖造田后果严重．人民日报，1981,8,6，第三版．

25　戴松恩．努力做好农业科研和教育工作．光明日报，1982,9,19，第一版．

26　戴松恩．献身于祖国的大农业．《科学家谈理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人才培养

他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时，对教学指导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并且亲自带研究生，也没有中断过研究工作。他还对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1982年我国研究生学位制度恢复没有几年时间，他多次建议本科生大学毕业工作2年后才准报考研究生，建议从1984年招收在职研究生，加速培养他们成为能够独立工作，富有开拓精神的科研人才。同时，他积极倡导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争取必要的物质条件，做了大量工作。

荣誉表彰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3年中国农学会颁发给他“从事农业科研50周年表彰奖”。

1985年中国科学院向他颁发了“从事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

社会任职

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麦作系主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人物评价

戴松恩晚年体弱多病，虽曾患两次心肌梗死、四次肺炎，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仍坚持科研工作，带病审阅稿件，谆谆教诲研究生，一丝不苟。他治学严谨，为政清廉，兢兢业业，勤于职守。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对人掬诚相见，对事认真负责，生活作风朴实无华，深受人们赞佩。在旧社会，戴松恩把“不问政治”作为自己的生活信条，视“清高”为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不为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引诱所动，不加入国民党做“特别党员”，始终保持着诚实、正直的清白之身。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学位后，他只抱定一个信念，要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华为祖国、为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服务。在那时的中国，他的愿望只能是空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切才变得充满希望和光明。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牢记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时的嘱托“希望你用科学技术增多小麦，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动放弃一级研究员的待遇而降为二级，后来还以党员学部委员为榜样不要中国科学院的100元津贴。1956年2月，他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只是叹息自己做的事情太少，感到中国农业落后是一个农学家的耻辱。他曾说，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心中装下了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在党的多年教育下，他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1982年又于75岁高龄时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我真诚地请求党接受我做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把我的有生之年贡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事业。”党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这位老科学家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他说：“我又获得了第三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