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1077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即宋哲宗，原名为赵佣，出生于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宋朝第七位皇帝（1085年4月1日-1100年2月23日在位），宋神宗赵顼第六子，母曰钦圣皇后朱氏。葬于永泰陵。
赵煦即位时年仅十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等，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高氏去世后，赵煦开始亲政。他在位时，下令绍述并实施元丰新法，罢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在军事上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1100年，赵煦病逝，年仅23岁，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
2012年电视剧《苏东坡》赵煦一角由演员王力扮演。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赵佣（后改名赵煦）于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1077年1月4日）生于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宋神宗赵顼的第六子，其母为宫嫔朱氏（钦成皇后）。曾加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之衔，封均国公。
元丰五年（1082年），赵佣转任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赵佣侍立在旁，其仪容举止深得群臣肯定，纷纷向神宗祝贺。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高氏（宣仁圣烈皇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
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神宗年富力强的兄弟雍王赵颢、曹王赵頵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氏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但高公绘等予以拒绝。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佣，以夺策立之功。蔡确四处张扬，说自己有策立大功，反诬高氏和王珪有废立赵佣之意。
不仅朝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氏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疾。高氏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二王随意出入寝殿，一方面让宦官梁惟简的妻子秘密赶制了一件十岁孩童穿的皇袍。
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在王珪等人前来觐见时，高氏当众夸赞赵佣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称其已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她还将赵佣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让他出帘见王珪等。王珪等齐声称贺。同日，高氏降制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至此告终。
,登基为帝
主词条：元祐更化、蜀洛朔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戊戌，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高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在她执政后，便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次年（1086年）初，司马光病重，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旧党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执政蔡确、章惇先后被罢为地方官，年已八十一岁的四朝元老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此年八月，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由吕公著继续“更化”。[3]
但在此时，旧党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洛、蜀两党势成水火。[3]
元祐三年（1088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新党的章惇、邓绾和旧党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1089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1091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3]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刘挚等竭力搜寻章惇、蔡确的轶闻，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新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知汉阳军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安置。
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王夫之认为元祐时期“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朱熹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4]
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4]
,帝后积怨
赵煦年幼时非常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尤喜唐人律诗。[5]
高太后听政时，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高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赵煦禀报。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赵煦，使其心中非常怨恨，这也是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赵煦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赵煦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侍读，想教育赵煦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赵煦仰慕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的宋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神宗。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赵煦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赵煦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赵煦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
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氏问题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张尊崇朱氏，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压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才允许朱氏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赵煦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通过赵煦生母的待遇问题，可以看出其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赵煦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赵煦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赵煦答：“是父皇（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4]
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赵煦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当着哲宗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这事官家应该好好记着。老身殁后，必然有很多人来教唆官家，应该不要听。”[4]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崩逝，赵煦开始亲政。赵煦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在亲政后次年改元“绍圣”，表明绍述的思想，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按例，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赵煦，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赵煦立刻拒绝。绍圣四年（1097年），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赵煦却称“刘挚等安可徙”。而对于王岩叟，赵煦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赵煦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赵煦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不过，赵煦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他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英年早逝
赵煦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赵煦宠爱的贤妃刘氏（即昭怀皇后）生下一个儿子赵茂，哲宗大喜，不顾阻力，封刘氏为皇后。九月二十五日，赵茂夭折，赵煦悲痛不已，辍朝三日。四天之后，刘氏的小女儿扬国公主也暴病死去，宋哲宗又为之辍朝三日。这些事对赵煦造成不小的打击，加重了他的病情。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赵煦开始病重，无法上朝。同月十二日（2月23日），赵煦在福宁殿崩逝，年仅二十五岁，在位十五年[6]。四月，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八月，葬于永泰陵。
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加谥为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政和三年（1113年），改谥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主要成就,
政治
主词条：绍圣绍述
赵煦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新党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新党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四月，赵煦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反对新法的执政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章惇成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3]
新党执政后，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最终“取其是者修立”。这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旧党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就是很好的例证。[3]
但在打击旧党方面，新党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党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苏轼、程颐等数十人也被相继贬官。元符元年（1098年）六月，蹇序辰、安惇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旧党成员，章惇闻言，迟疑未应，蔡卞即刻“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然无言，于是“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3]
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新旧党争始终未能解决，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3]
在位时期宰臣韩缜蔡确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范纯仁苏颂章惇蔡卞苏辙,军事
元祐年间旧党回朝，摒弃了新党开边政策。为巩固边防，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年间所占西夏城、寨、州、军，向西夏示好，但得不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最后宋廷采用折衷路线，只退还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座重要的军事要寨，试探西夏的态度。结果显示，西夏求和的意愿不甚明显，西夏后族梁氏执意透过军事胜利来巩固权力。故而，宋廷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设定边防战略。[7]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章楶获除环庆路战区主帅，上奏讨论边防战略，提出“浅攻之计”[8]。他认为“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主张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亦不使便当贼锋，令逐将与使臣、蕃官分领人马，择利驻劄，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那样，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躯深入，则宋军可扼其退路伏击。[7]
洪德城战役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西夏梁太后率领号称数十万的大军大举亲征，沿马岭水（今环江）发动强大攻势，围环州（今环县）及其西北四十里外的乌兰、肃远、洪德及永和等寨。此时，宋环庆路驻军仅有约五万人，但章楶却已透过间谋得悉对方主攻重点在环州，先派皇城使折可适等部约一万移师马岭，与庆州方面分头控扼，另派人在环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战争伊始，西夏完全握有主动权。随后，章楶派兵五千赴援环州，开始反击。而折可适探得西夏退兵，便领精锐避开西夏前锋屯驻的木波镇，自马岭取道金村堡往北，绕途至安塞堡，威胁西夏军北翼。折可适到达安塞堡后又收到谍报，说木波镇的西夏军“翻寨下环州，日夕头回，并取洪德大川路”。十六日，折可适所部联同蕃军进入洪德城。同日，副都部署李浩率近二万的兵力赴援。次日深夜，西夏主力从环州撤围，折可适确认西夏军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时令军在路旁险要设伏，并亲自在城中整顿伏兵，待西夏“前军已远，中寨方来”，折可适认明梁太后旗号，发兵出击，截断大路，使西夏中军大乱。双方激战半日，宋军一度被逼退，后折可适组织反击，西夏军马“自相腾塌，坠入坑谷，驼马、甲士枕籍积叠死者不知其数”。梁太后仅以身免。[7]
此役，宋军斩得首级千余，坠崖及被毒死者无法统计，缴获马六百余匹、驼九百余匹。西夏遭受这次意外失败，立即借辽朝名义斡旋，向宋请和。[7]
第一次平夏城之战从元祐八年（1093年）到绍圣二年（1095年），宋廷重新调动陕西前沿的人事任命。新党强硬派吕惠卿当上鄜延路经略使，孙路继任河东路经略使。武将王文郁成为熙河路经略使，章楶出任泾原路经略使。开封方面，朝廷罢免韩忠彦及其余旧党支持者，重新建立战时政府和战区指挥体系。[7]
绍圣三年（1096年），吕惠卿在五十日内，组织了十四次小规模的出击行动，激起夏人全力反扑。同年末的延安一役，西夏集结五十万大军，意图击溃鄜延路所有军事力量。吕惠卿得到增援，将部队改组为二十二个军。他保留一半部队在延安府（延州）城内，其余部队则驻扎在延安府附近。夏人分兵三路，东路威胁青涧城，中路包围塞门寨、龙安寨和金明寨，西路夏军在一日之间，杀进距延安府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在延安府中，吕惠卿亲自指挥调动，协调各路军马。西夏军短时间内难以攻下延安府，担忧归路被切断，只得转而围困金明寨，两日后破寨，杀死近三千名宋军。是役以西夏的战术胜利而结束。但以五十万人杀死不到三千名宋军，战果无疑微不足道。[7]
与此同时，熙河路经略司着手构筑女遮谷的防御工事，保护贯通通远军到兰州的唯一路线。早于绍圣二年（1095年），赵煦便下令在这个以前西夏驻军的地点建筑堡寨。正当西夏集中兵力攻击鄜延路时，熙河路经略司便趁机在这座山谷筑起堡寨，伸展至熙河边界的右翼。同时，一支泾原部队突袭没烟峡的西夏堡寨，夺取通往天都山的要途。[7]
西夏军入侵鄜延路无功而退后，章楶加快展开葫芦河攻略，兵临天都山。绍圣四年（1097年）初，章楶准备好筑城材料，要求其余各路佯攻，分散西夏军注意力。吕惠卿命一名将官发兵劫掠横山上的洪州；孙路则派遣部队短暂占领盐州。同时，熙河路经略使钟傅拓展兰州外围，在黄河北岸建筑金城关，威胁西夏的右厢兵。尽管宋军多番努力，西夏结果仍然动员了十二个监军司中的六部，由名将妹勒都逋统率，对付泾原路宋军。两军在近天都山的大门石门口交战。战前，章楶获得熙河、环庆和秦凤三路支援。熙河将姚雄击溃一路西夏军，斩首三千，俘虏三万余。但折可适在没烟峡追击西夏军时损失二千人。宋军在建筑石门城和好水河的二十二天工程中，能进一步控制附近有利地带。竣工后，这两座城名为平夏城和灵平寨。[7]
第二次平夏城之战平夏城的竣工，标志着一连串宋军攻击的开始。由于西夏军的败退，陕西五路收复自元丰八年（1085年）后失去的堡寨，并在西夏境内构筑一系列防御工事。河东路于绍圣三年（1096年）初取回葭芦寨，于元符元年（1098年）在该寨西北二十里筑起神泉寨。三交堡落成后，与上述两寨形成一道三角防线。[7]
鄜延路也巩固无定河和大理河的防卫，占领横山东部的战略地带。绍圣四年（1097年）初，吕惠卿加强乌延口的防卫，这是夏人入侵延安府的要途。吕惠卿迅速筑成浮图寨和其余两座于大理河的堡寨，控制无定河和大理河的分水岭，又在乌延口以外另筑一座堡寨，以威胁夏人的农耕地。翌年，吕惠卿命令王愍大举越境攻击，分别委派部队筑米脂寨、开光寨等。结果，鄜延路总共完成九座堡寨，修直连接麟府路的边界。[7]
环庆路则取得白马川往灵州的据点，筑起兴平城，作为攻击西夏韦州监军司的踏脚石。同时，孙路下令在山峦高地筑起横山城。工事完成后，党项部落渐次投降。于是，孙路只需动员厢军和保甲便可，不用徵集民兵或雇募苦工。[7]
泾原路在平夏城近郊筑起四座城，全面控制石门城和葫芦河西岸。接着，章楶推荐其手下郭成担任该处的指挥官。其后，章楶下令部队推进六十里，在没烟峡的进出口筑起两座堡寨，堵塞西夏从天都山入侵的路线。为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宋军决战，西夏人陆续将军队及部落迁移往内陆。[7]
在熙河路前线，钟傅加强兰州及其近郊的防线，从西南逐渐逼近天都山。绍圣四年（1097年）夏，钟傅在青石峡筑城。这一条要道掩护着熙河路的补给线，并迳抵西夏剡子山监军司。元符元年（1098年）初，钟傅进一步完成会宁关的工事，宋境亦得以向东扩展，穿越天都山，连接平夏城。[7]
元符元年（1098年），随着军事冲突的危险状况渐次升级，宋人加快防守准备。西夏表面上通过回鹘使团转达和平意愿，但宋廷对外交斡旋所起的作用没有寄予厚望。此年末，西夏军向“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的平夏城展开空前猛烈的攻势。在此次出征中，梁太后挟着夏帝李乾顺亲自指挥，声称动员超过百万大军（实际上只稍多于三十万）向没烟峡推进，并小心隐瞒作战目标。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负责包围平夏城，西寿监军司妹勒都逋则率领拦截部队对付宋朝援军。在他们的指挥下，西夏军队同时包围六座新近建成的宋军堡寨，四座在平夏城附近，其余两座在没烟峡，日夜努力不懈地攻击平夏城。在十三天的包围中，西夏运用了不同战术，包括挖地道、冲绷和楼车攻击。陕西前沿守军的左右翼即时回应。河东路深入西夏反击，熙河路副经略使王愍则攻击卓罗监军司和右厢监军司，杀敌一千三百人，焚烧方圆七百里以内的农舍和仓库。在获悉平夏城之围以前，枢密院已命令环庆路派兵一万，内含三千骑，开往泾原路，作为战略预备队，由种谔之子、将官种朴率领。同时，秦凤路也派遣了数量与之相当的军队。确定党项的目标是平夏城后，开封催促环庆和秦凤两路给予更多支援。一支由副都部署王恩统领的诸路联军在泾原路登场，向平夏城进发。
宋军前沿二万人在郭成和折可适的领导下顽强抵抗，造成西夏军大量伤亡。随着天气渐渐转坏，某一晚，党项的楼车遭到强风摧毁。加上西夏军队的口粮已消耗殆尽，看到军队陷于恐慌和无秩序的状态，梁太后痛哭不已，全军在子夜时份撤退。正当西夏军士气下降之际，姚雄和姚古展开反击，派一支伏兵重创敌军。
西夏军撤退不久，章楶派出骑兵展开反击，渗入天都山。正在举行猎后宴会的嵬名阿埋、司妹勒都逋束手就擒，俘馘三千余，获牛羊不啻十万。同时，宋军蕃将李忠杰也组织骑兵渗入剡子山，袭击卓罗监军司的大本营，统军仁多保忠仅以身免。对于是次辉煌胜利，赵煦心满意足，接受百官祝贺。
战后，西夏三度请求契丹军事介入，辽朝使者抵达东京，促请停战。辽廷的有关决策被认为学者曾瑞龙认为是一个三重政策：第一，辽朝为促使和平实现，密谋对付西夏强硬派。据说，辽道宗不单拒绝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战争发动者的梁太后。结果，李乾顺恢复亲政。第二，辽朝催促宋朝放弃并归还所有占领的土地、堡寨和州军予西夏，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以突出辽朝在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第三，辽道宗似乎运用了武装规劝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报指，辽营距雁门关以北只有五至七里。[7]
针对这样的形势，宰相章惇建议不用理会契丹的调停，但枢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认为宋朝应着眼于从西夏身上得到实际利益，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经过广泛讨论，赵煦下诏称：“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相度许以自新。”然而，宋逼澄清辽夏关系有别于宋夏关系，坚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国。诚如国书所述，辽和西夏是父与子婿的关系，宋和西夏则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宋朝惩罚子民并不意味着与辽朝对立。而且，国书宣称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继迁的。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宋廷仍保留收回统治权的最终权力。又指出夏人反覆无常的态度，“一面修贡，一面犯边”。更重要的是，国书道出准备战争作为战略取向，并非宋朝所创。相反，辽兴宗曾明确地用以对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隣，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过仿效前者。最后，国书承诺谈判。在逗留开封三十五天之后，辽使接受国书而回。同时，宋朝促请西夏呈上谢罪书和交还两名战犯珪布默玛和凌吉讹裕，作为换取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西夏未履行这些要求之前，宋军加快进行横山和天都山的防御工事。[7]
正当西夏兵败平夏城，宋朝全面占据横山和天都山。东路的鄜延路建筑暖泉寨，距离米脂寨东北四十五里。同时，河东路在黄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强对横山的控制。元符二年（1099年）夏，宋朝动员超过十万大军，十天之内筑成另外八座堡寨。结果，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将党项人驱赶到沙漠地带。为巩固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芦寨设立晋宁军。此外，环庆路经略司在横山兴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于沙漠边缘、距离前西夏韦州监军司仅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寨。值得注意的是，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宋朝占据原属白豹城和金汤城控制的地带，这两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环庆两路之间。完成两座堡寨的工事后，朝廷决定沿用其名，以为纪念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关于收复该两座堡寨的初步构想，首次揭开了宋夏争夺横山的序幕。[7]
同时，泾原路扩张边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宫南牟会的原址，设立天都山的指挥部于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会堡仅五十里，边面连接，而西夏天都山监军司自此失去了所据的地盘。据说，占领附近的盐池后，每月出产的盐值达十四万钱，足以应付熙河路部份地区的支出。元符二年（1099年）秋，泾原和熙河两路完成会州及其余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确认从兰州经黄河到会州，再沿天都山北峦穿过没烟峡，最后抵达平夏城的领土。此时，西夏遣使谢罪，其谢表用辞谦卑。同年底，双方终于重归和平，宋夏新疆界确立。[7]
《宋史》著者评说：“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哲宗亦为之寝兵。楶立边功，为西方最。”足以标志着赵煦一朝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就。[7]
河湟之役主词条：收取青唐
赵煦亲政之后，决定重启河湟之役，对青唐唃厮啰政权出兵。综合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等史籍记述，及赵煦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青唐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 的有利时机“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十个月。
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 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军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顺利攻取邈川。八月，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羌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九月，王赡占领青唐，宋以青唐为鄯州，以邈川为湟州。但宋军占领河湟后，遭遇吐蕃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
,文化
元祐更化时期，旧党恢复熙宁变法时期废止的“诗赋取士”，定制以诗赋、经义两类取进士。到赵煦亲政后，完全恢复新法，“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在科举中更以策论试题明确表示朝廷的主张，以应试者是否斥责元祐主政者司马光等来定弃取，开了党争直接干预科举的先河。[9]
赵煦在位期间，水利、科技等方面都有所发展，颁布高丽所献《黄帝针经》，向高丽输送《册府元龟》，进行文化科技交流。[10]
,外交
辽朝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逝；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皇太后逝世，宋方皆遵循成例，告哀于辽朝，辽方亦遣使吊祭。并曾遣使祝贺赵煦即位。
在元祐、绍圣时期，宋夏频生摩擦，辽朝则居于一种调停的姿态。
西夏元丰八年（1085年），西夏遣使进助神宗山陵马；宋方因“夏国主母卒”，遣使吊祭。元祐元年（1086年），夏人遣使祝贺赵煦即位。夏惠宗李秉常死后，夏人遣使告哀，宋廷亦遣使往吊，并于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封李秉常子李乾顺为“夏国主”。
但自元祐二年（1087年）初，西夏开始对宋发动小规模进攻，宋廷亦认为“夏国政乱主幼，强臣乙逋等擅权逆命”，于是诏令诸路帅臣严兵守备。朝臣同意将西北的浮屠、安强、葭芦、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以试探西夏方面的和平意愿，但战争仍在继续，夏人屡次犯边。至赵煦亲政后，采取强硬姿态，主动发动攻势，夏人被迫谢罪，但宋廷“却其使不纳”。经辽朝调停后，宋方同意议和，使西夏重新臣服。
河湟吐蕃元丰八年（1085年），加青唐（今青海西宁）唃厮啰首领董毡（董毡已死，实为其养子阿里骨掌权）为检校太尉，次年又承认阿里骨的地位，命他袭任河西军节度使、邈川（今青海乐都）首领。
随后，阿里骨开始觊觎熙河土地。元祐二年（1087年），河湟首领结咓龊入熙河，以图收复故土，被击败[11]。宋将种谊收复洮州，擒获青唐大将鬼章青宜结。次年初，阿里骨奉表认罪，并再次入贡，得到赦免。
元祐五年（1090年）、元祐七年（1092年），阿里骨均遣使入贡。绍圣元年（1094年），进献狮子。次年再入贡。
绍圣四年（1097年），宋廷册封阿里骨之子瞎征为河西军节度使、邈川首领。元符元年（1098年），瞎征遣使入贡。次年，宋将王赡攻取邈川、青唐，招降瞎征。
西南蕃元祐二年（1087年）、元祐三年（1088年），“西南蕃”两次遣使进贡。西南五蕃（龙蕃、张蕃、程蕃、罗蕃、韦蕃）频繁遣使入贡。
高丽元丰八年（1085年）、元祐五年至七年（1090年—1092年），高丽宣宗王运四次遣使进贡，宋廷亦曾回赐器物。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宋廷将高丽所献的《黄帝针经》颁行天下。
元符元年（1098年），高丽肃宗王颙遣使进贡。元符二年（1099年），宋廷“诏许高丽国王遣士宾贡”。
西域（含中西亚）吞并于阗国的喀喇汗王朝（即宋方史籍所称的于阗、黑汗）与宋廷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往来不绝，在赵煦在位期间，双方往来频繁：元丰八年（1085年），黑汗进贡狮子，被宋廷婉拒。次年，宋廷回赐器物。年底，黑汗再次进贡。元祐二年（1087年），宋廷加赐其金带、锦袍、器币等。元祐三年（1088年）、元祐四年（1089年），黑汗两次入贡。元祐四年（1089年），邈黎国（一说即西亚木剌夷国）使者携“于阗国黑汗王”等入贡。绍圣三年（1096年），黑汗与龟兹国一同来贡。绍圣四年（1097年），黑汗王自称进攻西夏三州，派其子入贡奏禀。
元丰八年（1085年）、绍圣三年（1096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大食（应指阿拉伯帝国）遣使“入贡”。元祐三年（1088年），位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麻离拔国遣使入贡。
拜占庭帝国据称，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拜占庭帝国（中国史籍称拂箖国）遣使到访。
东南亚元丰八年（1085年），加交趾国王李乾德（越南李朝仁宗）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祐二年（1087年），李乾德遣使进贡。三个月后，宋廷进封李乾德为南平王。元祐六年（1091年），宋廷赐李乾德“袍带、金帛、鞍马”，并加实封食邑，李乾德亦再遣使进贡。绍圣二年（1095年），李乾德遣使进贡。
元祐元年（1086年）、元祐七年（1092年），占城两次遣使进贡。
元祐三年（1088年）、元祐五年（1090年）、元祐六年（1091年）及绍圣元年（1094年）、绍圣二年（1095年），室利佛逝四次遣使入贡。
,个人生活
辈分关系姓名简介家世父亲赵顼北宋第六位皇帝，庙号神宗，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嫡母向氏宋神宗时被立为皇后。宋哲宗时被尊为皇太后，后扶立宋徽宗即位。谥号钦圣宪肃皇后。生母朱氏宋神宗时累晋为德妃。宋哲宗时被尊为皇太妃。谥号钦成皇后。后妃皇后孟氏宋哲宗、徽宗时两度被废，被尊为元祐皇后、太后。宋高宗时尊为隆佑太后。谥号昭慈圣献皇后。刘氏受赵煦宠爱，元符末年被立为皇后，称元符皇后。宋徽宗时加号崇恩宫皇太后。谥号昭怀皇后。妃嫔张氏封婕妤。胡氏封婕妤。章氏封美人。韩氏封美人。慕容氏封美人。魏氏封美人。高氏封美人。刘氏封才人。子辈儿子赵茂昭怀皇后刘氏为贤妃时所生，三月而夭，追封越王，谥号冲献太子，后改谥献愍。长女——邓国公主，原封福庆公主，两岁殇。 生母孟皇后。次女——陈国公主，始封德康公主，下嫁石端礼，累封淑和帝姬。三女——秦国康懿长公主，始封懿康公主，宋孝宗时进封秦国大长公主。幼女——扬国公主，初封懿宁公主，早殇。表格参考资料：[12][13]
,轶事典故,
追念神宗
大臣张舜民在上朝应对时曾对赵煦说：“臣之前到潭州就任时，让臣的儿子上奏陈述了先帝患病的原由。”赵煦感念父亲，因而失声痛哭。
,少年老成
赵煦即位时，年仅九岁，由高太后（高滔滔）执政。有一天，按照礼仪应由他接见辽朝使者。大臣蔡确担心年幼的赵煦见了辽人的容貌、服饰奇异后会受惊吓，有损国威，就先一日对他仔细地介绍辽使的容貌和服饰，请他不要惊奇，还重复讲了几十遍。赵煦听后不做声，等蔡确说完，他忽然严肃地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回答说：“当然是人，不过是夷狄罢了。”赵煦说：“既然是人，我怎么会怕他呢？”蔡确没想到赵煦竟有如此主见，只得惶惶退下。
,是非分明
宰相苏颂在执政时，见赵煦年纪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高太后。偶尔赵煦有话要说，有时无人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太后后，必定再禀告赵煦。赵煦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群臣，让他们俯首听命。赵煦亲政后，元祐年间的旧臣都遭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赵煦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家的元老。”
,尸骨暴露
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太常少卿方庭硕奉命出使金朝，途中拜谒北宋诸帝的陵寝。而宋帝诸陵都遭破坏。赵煦所在的永泰陵受害尤为严重，他的尸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方庭硕也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起来。
,废后风波
赵煦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为他安排了眉州防御使兼兵马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孟氏立为皇后（即昭慈圣献皇后）。但赵煦更加喜爱姿色过人、多才多艺的御侍刘氏（即昭怀皇后），刘氏由美人进封婕妤。[5]
刘氏仗着赵煦的恩宠，在宫中骄横跋扈，对孟皇后也不放在眼里。一次冬至朝会，后妃们按不同等级坐在形制不同的座位上，而刘氏却别出心裁，把自己的座位装饰的同孟皇后的一样。大家对她很不满意。这时不知谁高喊：“皇太后驾到！”众后妃连忙起身，但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太后身影，众人纷纷坐下，可是不知谁搞得恶作剧，把刘氏的座椅偷偷抽走了。刘氏往下一坐，摔到了地上，引起了哄堂大笑。她认为是孟皇后指使人干的，便向赵煦哭诉。之后正逢孟皇后牵涉到了宫中巫蛊一案，赵煦令宦官严查，最终决意废了孟皇后，命其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关于孟皇后巫蛊案，《宋史》认为与刘氏有关，《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则有整段关于孟皇后及亲属行巫蛊的细节）。[5]
随后刘氏接连诞下一女一子，接连进封为贤妃、皇后为皇后。
,史籍记载
《东都事略》卷9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全文》卷13[14]
《宋史》卷17[12]、卷18[15]
《宋史纪事本末》卷10[16]
,后世纪念
主词条：永泰陵
永泰陵为宋哲宗赵煦的陵墓，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芝田镇八陵村西南一里许，东北500米为永裕陵。永泰陵在南宋初年屡遭破坏。至元朝初年，此陵再次遭劫，现今只剩下一座土丘。[5]
陵园座北朝南，南北长740米，东西宽330米。由上宫、下宫和昭怀刘皇后陵组成。其建筑布局与其它帝陵相同。上宫官城位于乳台以北约134米处，边长约为240米。陵园北有一段神墙，高4到5米，是北宋诸皇陵中仅存的一段神墙。陵台位于宫城中部，呈方形覆斗状，底部南北长60米，东西宽57米，高17米。台顶平坦，南北长16米，东西宽14米。该陵现存石雕造像56件，缺驯象人1件和宫人3件。[5]
永泰陵下宫位于昭怀刘皇后陵北部偏西，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35米，由于平整土地，现表面已无任何行迹可寻。据当地村民讲，当年平整土地时两个南门石狮被埋入地下。[5]
,人物争议
关于赵煦的死因，据《元符遗制》所称是：“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
但宰相曾布在日记中，认为赵煦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赵煦的病情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赵煦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赵煦“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
,人物评价
章惇：①憺威四夷，拓土千里。功斯须而告就，事振古以少伦。恭惟皇帝陛下，乾刚而离明，海涵而地载，内陶鎔於九有，外纲纪於八荒。怀柔以文，震叠有武。迺睠河湟之近境，是惟关陇之旧区。自天宝之不纲，召纥兵而赴难。坐致异类，盗据诸州。唐室欲收复而无从，先帝将经营而未暇。虽加厚抚，每持两端，会其乖离，因以招纳。种落鱼烂、皆壶浆以迎我师，将士鹰扬，不血刃而举其国。极太蒙之地际、震大宋之天声。悉俘戎王，来献魏阙。三百馀年陷没之故郡，俄复冠裳，数十万众强梗之生羌，涵濡膏泽。一新辫发之俗，举为右衽之民。包载千戈，敉宁华夏，自此始矣，可谓盛哉。臣等猥以非才，叨居近列，仰奉至神之略，莫效涓尘，护观不世之功，惟知鼓舞。（《耆旧续闻》引）②唐室不纲，吐蕃肆虐，致陇右、河西之陷，在乾元、至德之间，不守者逾二十州，迨今兹越三百岁。历代莫思於攻取，先朝尝议於经营。有所未遑，克开厥後。恭惟陛下与天广覆，如日大明。运至神於眇默之中，成万务於绪馀之末。悯怜冠带之伦，久陷要荒之域。拯溺居怀，乘机必发。适凶渠之内溃，命偏将以招携。部族有壶浆之迎，王师无血刃之事。指挥已收於旧地，礼乐丕变於华风。功远过於古先，期不淹於旬浃。臣等叨陪国政，无补圣谋，欣逢文德之诞敷，坐致远人之来格。惟与苍黔之众，共纾鼓舞之诚。（《耆旧续闻》引）
吕惠卿：然自有国以来，用兵西方，而能所为必成，所伐必克，使天威远畅，丑氐震叠，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17]（《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赵佶：哲宗皇帝聪明睿知，天性夙成。嗣服之初，遵养渊默，洎总威柄，发挥强刚，黜除奸回，修复法度。熙丰之政，灿然再新。十有六年，底于至治。（《哲宗加谥十六字诏》）[18]
王称：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历。是时，宣仁共政，登进忠贤，以安天下。故元佑致治之盛，庶几仁宗。及绍圣亲政，起熙丰旧人而用之，元佑政事，一切务以相反。呜乎，哲宗之英毅开敏，有能致之资，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东都事略》）
脱脱：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15]（《宋史》）
陶宗仪：元佑之治为盛。（《书史会要》）
爱新觉罗·昭梿：宋哲宗天资聪粹，实有为之主，天不（阙）宋，乃早崩陨，致使徽、钦嗣之，陨丧厥基。（《啸亭杂录》）
蔡东藩：但吾观宣仁弥留时，乃对吕、范二大臣，丁宁呜咽，劝以宜早引退，并谓明年社饭，应思念老身，意者其豫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弃老成，更张新政之举耶？且哲宗甫经亲政，奸党即陆续进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昧，宣仁当日，有难言之隐，不过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尚足为无形之防闲；至老病弥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丁宁呜咽之时，盖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吕、范退，章、蔡进，宋室兴衰之关键，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9]（《宋史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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