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约650—约693），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唐代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

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唐显庆四年（659年）应童子举及弟，翌年待制弘文馆，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唐永淳元年（682年）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唐如意元年（692年）任盈川令，约如意二年（693年）卒于任上。

杨炯文学才华出众，善写散文，尤擅诗。现存诗30余首，以五言见长，多边塞征战诗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余篇。杨炯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童佩辑有《杨盈川集》十卷。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

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

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主要成就

诗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杨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也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个人作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淓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十卷，有诗35首，赋8篇，序11篇，碑14篇，铭、表、议各1篇，墓志10篇，行状2篇，祭文4篇，赞30篇，断句1篇，共118篇，数量居“四杰”中末位。

赋

浑天赋

青苔赋

卧读书架赋

幽兰赋

老人星赋

庭菊赋

浮沤赋

盂兰盆赋

五言古诗

广溪峡

巫峡

西陵峡

奉和上元酺宴应诏

五言律诗

从军行

刘生

送临津房少府

送丰城王少府

送郑州周司功

出塞

战城南

折杨柳

骢马

有所思

梅花落

紫骝马

送梓州周司功

送杨处士反初卜居曲江

咏竹

五言排律

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和刘长史答十九兄

早行

途中

送刘校书从军

游废观

和石侍御山庄

和酬虢州李司法

和骞右丞省中暮望

和刘侍郎入隆唐观

和辅先入昊天观星占

和旻上人伤果禅师

和郑校雠内省眺瞩思乡怀友

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五言绝句

夜送赵纵

薛洗马宅宴田逸人

序

王勃集序

宴族人杨八宅序

送东海孙尉诗序

登秘书省阁诗序

李舍人山亭诗序

送徐录事诗序

晦日药园诗序

宴皇甫兵曹宅诗序

崇文馆宴集诗序

送并州旻上人诗序

群官寻杨隐居诗序

碑

少室山少姨庙碑

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

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

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

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

后周青州刺史齐贞公宇文公神道碑

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

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

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

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

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

墓志

酅国公墓志铭

杜袁州墓志铭

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

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

李怀州墓志铭

从弟去盈墓志铭

从弟去溢墓志铭

从甥梁锜墓志铭

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

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行状

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

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

祭文

为薛令祭刘少监文

同詹事府官寮祭郝少保文

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

祭汾阴公文

以上内容来源于《杨炯集》目录 及《杨炯集笺注》目录

杨炯的故事

盈川之名

唐武德四年（621），置于刑溪（今衢县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因山路狭隘，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县治仍称“白石’’。不久，杨炯到任。他见此处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为了表达这个意愿，他取刑溪之“刑”为“盈”，视地理于云溪、衢江会合处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香长川，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即改“白石”县名为“盈川”，呈报朝廷批准。

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卒于任上后，被称为“杨盈川”。

恃才倨傲

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

愧前耻后

初唐时，以文章见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排名为“王杨卢骆”，据《旧唐书》载，排在第二位的杨炯不服气地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人物评价

唐代崔融：“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唐代张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唐代宋之问：“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词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振起。闻人之善，若在诸子。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

唐代裴行俭：“稍似沉静，应至令长。”

明代诗人张逊业：“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蕨，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诸作差次之。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

明代胡应麟：“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长歌遂尔绝响。”

明代徐献忠：“杨生神明内颖，卓起少年，词华秀朗，为时令慕，与子安之徒并称杰子，芝含三秀，风耀四灵，岂不蔚然观美哉！其诗三十卷，不尽传，今传二卷。五言律体，长于他作。”

明代胡震亨：“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明代许学夷：“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

明代丁仪：“（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虽未逮卢之古雅、骆之蕴藉，以较子安，实为胜之。‘卢前’‘王后’，宜彼不为屈也。”

清代宋育仁：“古章残佚，不见本原，唯《西陵》一首，苍健立干，有任、范之体。律诗工对，其源盖出阴铿。才气无前，自谓‘耻居王后’，第藻浮于质，时有衰音。”

家族成员

曾祖父：杨初，周大将军，隋宗正卿、常州刺史、顺阳公、唐左光禄大夫、常山郡开国公。

伯祖父：杨虔威，唐高祖时右卫将军；

伯祖父：杨某，初唐左卫将军，武安公；

伯父：杨德干，历任泽、齐、汴、相四州刺史，

伯父：杨德裔，唐御史中丞。

（ 杨炯祖父、父亲姓名及履历史无记载）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的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