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是魏晋精神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
精通玄学、佛学、史学。其作品《汉晋春秋》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
人物简介
习凿齿(317-383,一说328-413),字彦威,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有影响的人物志之一。
习凿齿亦通佛学,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亦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因习有脚疾,故称半人之称,后襄阳为晋室收复,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
人物生平
书谏桓温
习凿齿少有志气,且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初为东晋大将、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位列诸参佐之首。桓温北伐时,也随从参与机要。桓温任大司马后,图谋篡夺帝位,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制桓温野心。因忤桓温,迁为荥阳太守。不久辞职归乡。
觐见苻坚
习凿齿最初作为湖北襄阳的一大名士,其才学与名望,在当时来说,可谓声播天下,除了名扬后世的《汉晋春秋》,其所著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话说东晋时,前秦王苻坚攻占襄阳,虏俘了当时两大名士,即为习凿齿和释道安。当时,习凿齿正患脚病,瘸着走路。在带去见苻坚时,苻坚感慨地说:“当年,晋室平定东吴获取的最大利益,是东吴的两个俊杰陆机、陆云,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也。”仆从射权翼问:“谁耶?”苻坚说:“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赏识之重溢于言表。至于苻坚所说“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并非指习凿齿才华不如释道安,而是讽刺戏谑当时的习凿齿瘸着一条
脚走路。而其中苻坚所提到的释道安,则是当时的一位著名高僧。释道安(西元312年—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24岁师事竺佛图澄,善诗文,居长安时,衣冠子弟为诗赋者,偕依附他致誉,可惜他本人留下的诗文太少。为避战祸,释道安于晋帝兴宁三年(365年)带领众徒南投湖北襄阳,并逐渐成为襄阳名士习凿齿的至交。在襄阳期间,释道安大弘佛法,并聚集一批高僧及弟子整理佛经,使佛法不因战乱而毁。他是继竺佛图澄之后弘化于北方的高僧,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弘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功绩的高僧。当初,习凿齿去见释道安时,远远地便自我介绍说:“四海习凿齿。”释道安则应声道:“弥天释道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四海皆知的习凿齿;我是天下闻名的释道安。由此可见,两人在当时的知名度。
隐居白梅
习凿齿为避苻坚逼其所用,偕妻室子女从湖北襄阳,长途跋涉到南方。“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后,晋朝廷曾又征召习凿齿修辑国史,其时,他已远避于外。先是隐居于江西万载书堂山,后途经江西新余西北方一个叫缑岭的地方时,正值寒冬季节。放眼四周,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并见有一株白梅,傲雪怒放;喷珠吐玉;冰洁芬芳;且逾月不谢。习凿齿见状大喜,说:“即此老梅是吾宜家之兆也。”于是,便举家隐居此地,并取地名为“白梅”,开始在此生息繁衍,逐成为新喻习氏始祖。
在白梅隐居下来后,习凿齿竹篱茅舍,粗茶淡饭,一边躬耕田园,一边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据考证,如今的欧里镇白梅小学,就是建在原习凿齿创办的“半山学舍”遗址上的;而白梅村习氏族人,只要一提及习凿齿,均尊称其“发祖公”;且每年的清明节,江西境内的习姓人,无论远近,大部分会以村、族集体组织的形式,自发地到位于分宜的枣木山,神情肃穆地为习凿齿扫墓,这已成为每年清明节前后几天,分宜枣木山上的一大风景。
博通经史
作为东晋名儒,习凿齿尤其博涉经史,曾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宏篇巨著。书中,上起东汉光武帝,下至西晋晋愍帝,语语谓晋,承汉为正统,纵贯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篇幅之浩繁、内容之丰富、涉猎之广泛,为史学上所罕见,其历史和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他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曹为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否则晋朝国统不
正。因此,习凿齿曾这样评价刘备:“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避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故,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宋紫阳朱夫子著修纲目,以凿齿言为宗。但对后汉占统治地位的谶纬迷信活动作了论述和批判。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还专程去襄阳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有功国家,造福人民。在成都武侯祠殿上,近代钟瀚为此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异代相知
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应该溯源于《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应其直承东汉。但正如前面所说,在晋南渡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则改尊蜀汉为正统。虽然北宋一统中华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扶曹魏。但到南宋朱熹,复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这位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因此,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实不为过。
习凿齿这种辨证和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三国演义》成书,而且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对习凿齿的这种观点,表示极为赞同;明朝榜眼张春则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由此可以看出,习凿齿所撰的《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在历史和史学上的价值与分量。
代表作品
《汉晋春秋》
桓温企图称帝,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制桓温野心,以蜀汉为正统。
《四库总目提要》评道:“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该书上起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记了近三百年的史事。他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现操为篡逆。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不应继魏。融,晋朝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南宋理学家朱熹很同意这个观点,在《通鉴纲目》中说到这件事)正办为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吊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只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生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诸葛武候故宅铭》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
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格爰止,於焉盘桓,
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
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
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
《诗》
煌煌间夜灯,脩脩树间亮。 灯随风炜烨,风与灯升降。
《嘲道安诗》
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 何忽冻老鸱。腩腩低头食。
《襄阳耆旧记》
襄阳耆旧记,《唐志》作《耆旧传》,《宋志》作《记》,《郡斋读书
后志》曰“记五卷。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观其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志》。”愚案《续汉·郡国志注》,蔡阳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阳耆旧传》;《文选·南都赋注》同引之,则称《耆旧记》。刘昭生处梁代,其所见在《隋志》前,则知称《传》之名其来已久。《三国志注》多省文,称《襄阳记》(《水经注》、《后汉书注》亦同省文),其载董恢教费袆对孙权语,臣松之案:《汉晋春秋》所载,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
轶事典故
与士对榻,显其自然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座,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晋代另一著名大儒孙绰造访桓温,此时习凿齿与孙兴公此前还不曾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在家中相见交谈。谁知,孙绰开口便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要他们不可与中原大国作对。而习凿齿恰好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兴公引用这两句诗,是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善意而又带嘲讽的玩笑。然而,习凿齿更是饱学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大原”即为21世纪的“太原”,“玁狁”则是周代北方的小数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被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恰好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移用涉及孙绰祖籍的诗句,也巧妙地笑讽回敬了孙绰。
簸之扬之,糠秕在前
绰性通率,好讥调。尝与习凿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
征服江南,所得半人
前秦王苻坚也是一个对佛教很虔诚的信徒,後来他带兵攻陷了襄阳,把凿齿和道安法师二人一齐接往长安,说∶“朕以十万师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对二人如获至宝,给以隆重的礼遇。
名言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佛学贡献
习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东晋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住了十五年。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见《弘明集》卷十二「与释道安书」在信中,凿齿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襄阳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他说:“承应真(即阿罗汉)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宗虚者悟无常之旨,存有者达外身之权。清风藻於中夏,鸾响厉乎八冥。玄味远猷,何荣如之..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箴。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性,非常言也。”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凿齿在信中还对肃祖明帝(司马绍)倡兴佛教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夫自大教东流,四百馀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大块既唱,万窍怒号,贤哲君子,靡不归宗。”“真丹宿训”是指佛祖初说的教法、真谛。在这里。凿齿表明了自己对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对明帝以来“始钦斯道”深表欣慰。道安法师到达襄阳後,凿齿便尽地主之情,对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相信道安法师定居下来後,往见凿齿。就座以後,凿齿自通姓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对。从此二人往来不断,相磋佛经妙义。凿齿又向他的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於“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也称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同上)可见二人对佛教义理皆有深研,甚为投机。凿齿在长安不久,便以病请回。晚年曾被朝廷徵以国史职事,但未及赴任,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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