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200年），东汉末年巴郡人，五斗米道真正的创始人。《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矅。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就是说，在张角传播太平道的同时，张修也在传播五斗米道。

关于张修，根据《典略》说法，他的活动年代应该是晚于张陵，与骆曜、张角同时代，是巴汉一带五斗米道的早期领袖。《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公元172-177年），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公元178-183年），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这是史料中比较明确的记载张修较早活动的记录了。他说明了：

其一，张修活动区域主要在巴郡、汉中一带。

其二，张修能在灵帝光和或者中平年间举行武装起义，其初期活动和准备时间应该在这之前的几年乃至十几年。张修在武装斗争失败后，是被苏固赶出了汉中地区，被迫南下回到巴郡地区继续展开活动。后来，被益州牧刘焉招降，被封为别部（即巴部）司马。

其三，张修是真正的五斗米道的领袖，而不是后人说的张陵。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则明确说：“从受（张陵）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晋人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亦言：“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水经·沔水注》也说：“张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引文均有“世号”、“世谓”之称，说明是俗世后人所言。又，张陵并未作过反叛朝廷之事，何来“米贼”之称？明显反映出是后人所增添。

同时，根据传说，张陵在青城山“除鬼”，并在青城山改造“鬼城”，以鬼道治民。史载，张衡妻“始以鬼道”、“兼挟鬼道”，“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可见，张氏祖孙三代人家传之道为“鬼道后来，据《三国志·张鲁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说是张鲁靠其母亲才发达起来成了带兵的将军，后来他杀了张修，而且“夺（或并）其众”，即张鲁兼并了张修的部队，也拿了张修的五斗米道。吕思勉先生说：“疑鲁之法皆袭诸修，特因身袭杀修，不欲云沿袭其道，乃诡托诸其父祖耳。”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也说张修才是“五斗米道”的正牌。张修死后，《三国志·张鲁传》说：“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这一记载正合于前说的张鲁杀了张修“夺（或并）其众”之言，而悖于陈寿“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的说法。倘使张鲁之道真是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那么，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

有人说张修乃张衡之误。此为不可能：其一，在《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记的同一段落中四个“修”不可能都写错；其二，张鲁若杀的是张衡，更为情理不合。

关于张修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巴郡、汉中一带。这也是有根据的。第一，史料称他为“巫人”“巴巫”，又说“汉中有张修”；第二，汉中是他主要活动的大本营。在张修与张鲁一起去打汉中的时候，《华阳国志》的先贤士女总赞〉（下）说了这样一句话：“[赵嵩]事太守苏固，固为米贼张修所疾杀，嵩痛之。”“疾”就是痛恨。张修奉命去打汉中苏固，为什么要那么痛恨对方？唯一的解释是：苏固先抢了张修的汉中！这就说明了张修以前主要在汉中活动，后来被苏固打败而被赶出去了。第三，张修的根底在汉中以南的巴郡一带。汉代的三巴所指范围盛广，包括了今天的重庆市、四川、陕西的一大片地区。汉中之南，应该主要指的是四川的达州和重庆市的许多相近区域。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张鲁靠耍阴谋杀了张修并夺了其教权后许多巴人首领来归附的情况来知晓。《华阳国志·汉中志》说，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刘]璋杀鲁母、弟,鲁说杜濩、朴胡、袁约等,叛为仇敌”。这些巴夷的领袖人物应该是张修以前的老部众，他们是在不明白张修被张鲁所杀的真相下，继续归附张鲁的，因为毕竟张鲁继承了五斗米道的教权。如果张鲁以前有这么多的部众，何须去寄人篱下，走妇人路线？所以，张修在被苏固打败而失掉汉中地盘后，并不妨碍他南移到巴郡一带去活动乃至造反。而且，从人们的行为特点来看，当人遭遇失败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跑回老家，以图东山再起。由此看张修的行为，结合其“巴巫”的特点，就可以认为张修的老根据地应该在巴郡地区。

再说张修的传教。在《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其下接着叙述张角太平道、张修五斗米道的传教内容，也叙述了张鲁在张修五斗米道的基础上的许多改良之处。可以看到，文章是明确的指出了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张鲁增饰五斗米道而改革之。同时，史书称张角为“道师”、“大贤良师”，张修为“祭酒”、“鬼主”，张鲁为“君师”、“天师”，也是有差别的。张修作为“巴巫”对巴人的巫术是十分熟悉，并用以传道，光和年间在汉中和巴郡形成了一股较大的势力。在张角于灵帝中平元年二月起义之后，张修也于同年七月在巴郡发动五斗米道徒举行了起义，他们攻打郡县，杀害贪官，沉重打击了朝廷在川中的统治，一些地主豪强惊呼“季世不祥，米巫凶肆”，以至于史家特地将他与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并列在一起。

张修五斗米道传教的主要内容，《三国志·张鲁传》中云：“修法略为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曰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张修的宗教活动大致与张角相同，比如强调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但又有独特的地方：其一，增加了在静室中思过。其二，以《老子五千文》教民，首次在道教史上将《老子》与民间宗教相结合，开创了历史先河。说明了道教活动终于与道家理论正式结合，标志着道教开始摆脱世俗迷信和一般民间宗教的层次，向着独立的大教前进了。其三，作“三官手书”，将治病与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欺骗性。其四，“病者家出米以为常”，病人家庭是自愿出米或者其他东西，而不是凡是其信仰者都须交米，这也比较合乎“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之说法。后来张鲁改革，凡是信众都得交，所以史料中才有汉民和巴夷“不敢不奉”之说。信民输米之说也不完全准确。李膺《蜀记》中说：“受其（张鲁）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按张鲁的“义舍”中既有米，又有肉，说明李膺《蜀记》中所说的并非虚妄。然而，信众交物甚多，究竟始于谁手，已不可知。无论如何，张修五斗米道对后来张鲁的正一教影响巨大，而且成为了正一教的根本。

关于张修之死，史料所载也有一些出入。三国时人鱼豢说：“后角被诛，修亦亡。”但是他没有交代张修之“亡”，究竟是被杀死了，还是病死了，还是逃亡了？《三国志·张鲁传》中说：“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这是说张鲁是在进兵途中用阴谋杀害了张修的。《后汉书·刘焉传》说：“（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鲁）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这又是说张鲁杀张修是在夺得汉中之后。也许，张修是被张鲁杀死的可能性大些。可惜缺乏史料记载，不敢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鲁是通过阴谋手段夺取了张修的地盘与教权的。否则，张修原来的部众不会那么乖乖地听从张鲁的领导。而且，自此后，张修就没有再出来活动过。那么，张鲁杀张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三国、魏晋时人均少记载。到是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63中说张鲁杀张修是在建安5年（公元200年）冬。但是，司马光是根据什么来下的结论？却是不能得知。

总之，从“熹平中，妖贼大起”，至光和中，张修为五斗米道，再至中平元年的“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的记载里，表明张修在汉中已十余年；再到据《资治通鉴》卷63所记张鲁杀张修是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从中表明张修作为五斗米道的教主，前后活动约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领导并努力发展五斗米道，曾经将五斗米道发展成为汉中和巴郡地区一股较大的势力，并用这股力量反抗东汉政府。武装斗争失败后，张修曾一度被刘焉招降，被封为别部司马。后与张鲁一起奉命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没想到却被张鲁所杀。其部众和五斗米道均被张鲁所夺。尤为重要的是，五斗米道被张鲁改革而成为正一教的主干，成为了中国早期道教的主要基础。张修虽死，但是他和他领导的五斗米道对中国道教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张修对五斗米道组织的完善，使五斗米道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张鲁在巴蜀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准备了条件。